二战后，为消灭中华民国，美国费尽心机
洋奴学者和一些“果粉”，大肆渲染美国高层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关系如何亲密，美国如何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战后重建，这简直就是胡言乱语、荒唐至极。
二战后期，美英两国至少组织过三起暗杀蒋介石的行动，而且均是由丘吉尔和罗斯福直接下达的指令。
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鉴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力促和平解决，以实现全民族的抗战。然而，抗日战争尚在白热化阶段，英美竟然联手谋杀蒋介石！
1943年11月，蒋介石夫妇坐专机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中途在印度短期停留，英国特工查尔斯等一伙特工，打算乘蒋介石夫妇离开飞机的时候，上机安装炸弹，但因为蒋的卫队看守严密而无从下手。这是因为，蒋介石想要在战后收复失地、废除不平等条约。英国首相丘吉尔因此痛恨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其导火线是：蒋介石在英国殖民地印度，以抵抗日本侵略为名，发表演讲，会见印度民族主义的甘地和尼赫鲁等人。丘吉尔恼羞成怒，召集英军参谋长伊斯梅上将、陆军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人开秘密会议，并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相机行事。这是第一次。
1944年2月下旬，蒋介石夫妇去印度视察中国军队。史迪威等人决定制造一起喜马拉雅山上空的空难。恰好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中国战场吃紧，蒋介石临时取消了这次出访。史迪威为期三个月的暗杀计划流产。这一次，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令，原因是，史迪威以两点理由说服了罗斯福总统：一是蒋介石“我行我素，很不听话”；二是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将会填补日本帝国垮台后的权力真空，构成美国亚太霸权的新障碍。于是，罗斯福让史迪威暗杀蒋介石。
第三次，是英美两国的联合行动。1944年春，英、美两国情报组织与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李济深勾结，打算在桂林发动政变，英国派两个空降师配合，杀死蒋介石。然而，戴笠的特工抢先行动，有效反击，遂使这次政变胎死腹中。蒋介石考虑到“盟邦”的关系，于是不了了之。（Yu Maochun:Oss In China）
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但又无可奈何。堂堂“四大国”（美、苏、英、中）之一的“领袖”，境况竟然如此悲惨！
为什么会是这样？美国汉学家列文森一语道破天机：
“蒋介石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与以前的中国政府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列强不得已而求其次，只要保留从前的所给予它的特权就心满意足了，但这也不行，还必须放弃一切权利。……因为蒋介石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在谋杀蒋介石的同时，美国还给中国送来了谋杀中华文化的使者。费正清作为一个中国通与汉学家，1942年被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情局前身）派来中国。在1944年以后的几年中，费正清担任战略情报局中国分部的负责人。据台湾资料，戴笠遭遇“空难”，就与他有关。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有百害无一利。作为一名拥有战略眼光的文化间谍，他的任务就是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儒教的世界秩序”。
为达此目的，他不辞劳苦，以“自由之邦”的学者身份，以其早年与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师生关系，力促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并使之服务于美国利益。余英时教授说：
“费正清是1942年被派到重庆美国大使馆任职的。他常常奔走于昆明、成都、桂林等地，和中国留学英美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广泛的接触。他早年曾在清华任教，因此和西南联大的自由主义派教授更有深厚的关系。”
费正清对西南联大的教授这样评价，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
他毕生致力于创造这样一种局面：
“归根到底只有中国内部传统发展出来的偶像破坏运动，采取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才有可能溶解乃至超越儒教的遗产。”
当中国人在前线拼死抗击日寇的时候，美国却在中国的大后方釜底抽薪，挖中国人的祖坟，培植服务于美国的汉奸势力。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新中国，中华民族该处于怎样的悲惨境地！
美国人当然知道，所谓的“中国国民党”，不过是一群同床异梦的军阀组成的乌合之众。日本投降后，只要削弱蒋介石集团的势力，中国便会回到当初军阀割据混战、一片散沙的状态，永无崛起之日。
日本投降之日，就是全面实施卸磨杀驴之时。
1945年底，马歇尔来华前夕，杜鲁门总统下达了“与蒋介石免谈军事援助”的备忘录。前美军上校姆提（L. B. Moody）事后批评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虚假援助，他说：
“来自太平洋岛屿，数量几十亿的发霉香烟、空气枪、廉价炸弹以及一些报废的汽车。美国国务院……竟将这些废物与供给中国的那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合并起来计算，声称已援助中国数十亿美元……”
台湾学者邵宗海写道：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欧洲胜利后。魏德迈将军……建议美国政府供给德国轻型武器及军火给中国，因为……型号相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迅速通过运送提议。当第一批二万支步枪由德国港口运往中国途中时间，却被一封印有白宫信笺并由居里所签署的禁令所制止。……另一项事实，……日本投降后，从印度运往中国的租借武器被中止，且大部分装备及武器也被销毁或投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遭破坏、或破损的武器，都被算入抗日战争胜利前美国援华租借物资之内。” 早在开罗会议时，西方列强就开始排排坐分果果，精心布局新的“世界秩序”，包括重新瓜分中国。
美国最关心的，当然是西方世界及其战略利益。西方，是美国必须确保的基本力量；至于东方，只要幅员广阔的中国被压制住，新的世界秩序就稳定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立即占领日本，从战略上高度入手，在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改造日本政治军事的基础上，重新武装日本，继续让它担当制约中国崛起的角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指出：
“由于欧洲是美国的首要考虑，......事实上，到1947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把中国放在了应给予援助之国家的顺序表中相当低的地位”。到1947年下半年，美国已经决定将日本重建为美国在东亚势力的重要基地。......这样，日本便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之利益的柱石。”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领土狭小的岛国，美国可以将之玩弄于鼓掌之上。不仅如此，美国还为永远拴住日本，留下了一系列饵料，如日俄北方四岛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等等。事实正如美国所愿，几十年来，日本所发挥的作用，就如同美国的一只脖子上套着锁链的牧羊犬。也许，日本并不乐意永远当牧羊犬，但是，因无法挣脱锁链，不得不老老实实听从美国的指令。
当此之时，美国正在欧洲大把的撒钱，支持欧洲重建。一个巴掌大的希腊，美国一下子就砸进去几亿美元。更著名的，当然是当今国内某些专家津津乐道的马歇尔计划。请看百度百科：
“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在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之前，美国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欧洲重建。据估计在1945年到1947年间，美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就达90亿美元。”
八年全面抗战结束时，中国一片残垣断壁，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美国对中国的基本国策是，见死不救，拒绝给予经济援助。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947年年底，国民政府请求美国提供一笔15亿美元的四年援助计划----其中第一年将拨出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这项拨款直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几乎完蛋时还未兑现。……（因为滥发纸币，中国的）流通货币从1937年1月的13亿元，狂升到1948年年底的245，598，990亿元，结果是在1945----1948年间，物价以每月30%的幅度递增。仅在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之间，纸币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价指数则上扬了天文数字般的135，742倍。”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是司徒雷登。众所周知，司徒雷登是一个中国通。而且，1947年1、2月间，行政院长宋子文一再会见司徒雷登，就恶化的经济形势向美国告急。宋子文是在美国长大、英语说得比汉语好，说破嘴也照样没戏。
国民政府为了讨美国的欢心，甚至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1946年11月４日，与美国签署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根据该条约，中国的军民用码头，统统是美国的军港。中国从陆地到海洋，从商品市场到文化教育，所有地区、所有领域，统统向美国人开放。
如条约之第二十二条规定：
“倘缔约此方之船舶，由于气候恶劣或出任何其他危难，被迫避入缔约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时，此项船舶，应获得友好之待遇及协助，以及必需与现有之供应品及修理器材。本款于军舰及渔船以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之船帕亦适用之。”
二战后的中国，还算是“五大国”之一吗？还算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与清朝末年相比，有进步吗？许多地方，还不如晚晴！
在此条约签署之前，美国货早已铺天盖地涌入中国，在市场上泛滥成灾，严重打击了元气大伤、尚待恢复的国内工商业，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签署的。因此，一被曝光，便举国大哗。
显然，美国不支持中国重建，却没有放弃在中国捞好处的任何机会。
更加可恶的是，美国还诞生了一个吸血中国的利益集团，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指出，美国从事对华贸易、投资的工商业者、曾在中国或东亚任过职的将领、教会势力或传教士的后人、右翼政客等等，无不“把蒋政权的危机视为他一生最宏大计划的危机；陈纳德的航空公司与国民党上层官员勾结从事军火和商业走私活动，连美国驻沪领事鲁特福德也说：“在好战的反共主义的外衣下，隐藏着自私利益和个人发财的真实动机”。”
政治、经济、军事的极度腐败，腐败的国民党官员与美国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工农商学皆无以聊生，民心思变，注定了国民党政权必然灭亡。但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百万日军，国民党军能历经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等，支撑八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而在解放战争中，百万“土八路”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摧毁了四百万国军，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其中的奥妙就是：美国因素担当了催化剂的角色。
1949年1月31日，《蒋介石日记》道：
“此次……失败，并非失败于毛共，而是失败于俄史（苏联、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美国、马歇尔）。”
也许，蒋介石的反思，非常值得人们注意。
简单地根据意识形态判断国际关系，分析美国对国民党中国的政策，是愚蠢的。如果意识形态能主导国际关系的话，意识形态一致的西方世界，便不会打完了一战，又打二战。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这是西方列强一直十分警惕的。西方列强需要的，是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因为，蒋介石在力量强大的黄埔系内一言九鼎，所以，蒋介石该死。西方需要的是永远主宰世界，东方永为奴仆。
和费正清制约中国崛起观点一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便声称“不喜欢让中国人在太平洋到处奔跑”。让中国持续混乱、衰落，甚至分裂，才符合西方世界的利益。
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话，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数世界第一。几千年来，这个种族以忍耐、吃苦和勤奋精神，弥补了它的缺乏凝聚力的集体缺陷，建筑了一个特殊、深刻的文明。……在一个世纪里，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无数次干涉、胁迫、侵略和勒索,使其蒙受耻辱，她几乎惨遭瓜分。在国家经受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一些精英率领民众掀起了革命。他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地改变他们的国家，立志使这个民族跻身强国。......蒋介石与盟军一道作战，领导中国走向胜利，从而,配合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此之后，面临着美、苏、英三强的密谋陷害,蒋介石曾经试图力挽狂澜，然而局势已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迫使他置身于内战。曾经用武力帮助蒋介石在大陆作战的美国,这时中断对政府军的援助。”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国亡于美国的谋杀。
美国要谋杀的，并不是一个“中华民国”，而是中华民族。 无疑，西方憎恶共产主义，痛恨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中华江山一统，国家富强，与谁统治中国毫无关系。聪明反被聪明误，美国的胡作非为，促成了新中国的迅速建立。当国民党败居台湾一隅后，美国立即担当起保护者的角色，并苦心培育台独势力几十年。